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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业“无毒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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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之初,马英九在农业政策白皮书里标榜,要在50年内,让台湾成为“无毒农业岛”。


台湾的“联合知识库”据称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数据库平台”,若在其中检索关键词“有机农业”,一共可查到1600多则有关台湾有机农业的新闻报道。不过,在1983年之前,一共只有3则。


1980年代初,正是有机农业在台湾的开启之时。而马英九上任后,台湾则进入有机农业推广的高峰期。近三年来,从台湾当局到基层农业组织,从农夫到城市白领,社会各界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这场台湾农业的“无毒化”运动。


有机农业登陆台湾


台湾的农业在1950-1970年代,基本上遵循开发中国家的“绿色革命”模式:不停追求产量的提升,大量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其实不只农业,在拼命追求成长下,整个台湾的环境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环。


以座落在“龙脉”上的台北市圆山饭店为例,近年随着开放大陆民众来台观光,曾经举行两次“江陈会”的圆山饭店,大厅永远有大陆游客流连拍照。站在饭店主建筑旁凭栏而望,不管向东向西,都可以看到基隆河如一条发亮的缎带环绕,倒映着两岸美景。


不过30年前,站在同一个位置,如果风向“正好”,你闻到的就只是阵阵刺鼻的臭味。污浊的河水上漂浮着各式垃圾,包括已经腐烂鼓胀的死猪死狗,远处内湖的垃圾山上,时常腾起烧垃圾的浓烟。


至于吃,那时报上常见的新闻是农民急着抢收蔬菜上市而不顾蔬果刚喷过农药,导致食用者不适送医。过量使用农药,加上餐饮业者餐具“一桶水洗到底”,使得台湾肝病罹患率高得惊人,以至于大学生发起抗议运动“我们不要肝炎!


这个1980年代初期的台湾,正是罗大佑动笔写下“未来的主人翁”、“现象七十二变”、“超级市民”,吴念真写下“一样的月光”的时代。台湾的有机农业发韧,和台湾环保运动一样,可说是1980年代“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温饱甚至富裕之后,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结果。


有机农业正式登陆台湾,在1986年。“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相当“农业部”)于当年引进外国经验,筹备有机农业,并从第二年起,先在省农林厅所属的各区农业改良场试行种植。


有机农业正式转移到民间,则始于1995年。起初由各农业改良场选定农户办理有机栽培试作,生产面积逐年增加。1996年,全台共有160公顷有机农田,包括稻米、蔬菜、水果、茶树四大类。


有机农业标榜不用化肥与农药,比起“惯行(Conventional)农业”,所耗人力与金钱成本都较高。因此必须与一般农产品区隔,而且要特别争取高端市场。


1997年起,各农业改良场开始针对所辅导之有机栽培农户,办理验证及核发标章等工作,保证这些农产品确实没有遭到化肥与农药的污染。


由于验证耗费工夫甚大,而且本身也是一笔庞大商机,2001年起,有机农产品的验证工作,就由政府的农改场释出,转由民间团体办理。政府则负责验证这些验证团体的专业程度,另外也在农场或市场上抽取样本筛检,以确保“有机”招牌没有挂羊头卖狗肉。


随着民众对生活质量要求度的提升,台湾有机农业的面积与产值逐年提升。


根据官方统计,2001年是898公顷,2005年就达到1335公顷,成长将近50%。此后成长速度更快,到2007年底民进党执政的最后一次岁末统计,面积已经达到2013公顷,将近全台可耕地面积的1/400。


有机农业最近三年翻一番


由于台湾山多平地少,都市又高度发展,可耕地面积原本就不大,均分继承制更导致每个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狭小,在传统的耕种方式下,种田收入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人。


其结果,与大陆高度相似:职业登记为“农民”的家户,真正每年家庭所得的一大半并非来自农业,而是子女在外从事工商业而来。这样就造成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只有老人愿意留在乡下,导致劳动力断层。


因此,马英九在参加2008年大选时,专门就农业政策强调发展高单位产值的“精致农业”,除了兰花、水果、石斑鱼等高经济产品外,有机耕作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马英九在农业政策白皮书里标榜,要在50年内,让台湾成为“无毒农业岛”。


马英九当选后,负责撰写白皮书农业政策的陈武雄(李登辉时期的农委会副主委)接任农委会主委,开始更积极地辅导农民转向有机耕作。


在金融风暴后,马政府喊出“六大新兴产业”,其中再度强调“精致农业”。


2008年底,有机农业面积为2356公顷,到2011年3月便已达到4123公顷—三年内几乎翻了一倍,占全台耕地面积的0.5%。


除了政府积极鼓励有机农作之外,部分宗教团体与企业也成为重要的有机农业发展的推手:例如2009年“八八风灾”重创南台湾山地乡镇,灾后的重建中,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就在高雄县杉林乡,利用佛教慈善组织慈济的54公顷土地建立农场,培育灾民从事有机农业,自立更生。


不过,一个问题开始出现:随着农作面积不断扩大,“认证商机”也水涨船高,很多冒牌产品开始出现。


2001年政府开放有机认证的资质给民间团体时,全台湾当时只有四家认证团体;2009年5月达到8家;两年后的2011年,已增至13家,认证范围包括农粮产品、农粮加工品、畜产品,检测项目包括当地环境(土壤、水等)是否符合无污染标准,以及耕作过程中是否违规使用人工化学品。如果通过检测,就可发给“CAS台湾有机农产品”标章。


由于“有机”逐渐成为时尚,因此各种明明没经过有机验证却自我标榜有机的农产品,在市面上大量出现。因此2007年,台湾开始实施《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将“有机农业”及其产品纳入政府的法律规范。


2009年初,《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修正,严格规定没有认证的厂商,不但不能冒用CAS有机标章,甚至不能在包装商品品名时使用“有机”字样,如果违反就要开罚。


不过尽管如此,商人们仍然用尽各种方法去“钻漏洞”:既然“有机”不能使用,许多业者就标榜“天然”、“自然”、“无毒”等。因此,政府单位只得不断砸钱作公益广告的宣传,要民众认清楚:只有CAS有机标章,才是政府可以以信用保证的有机产品。


如果已经取得CAS有机标章的产品,却在政府的抽检中被发现不合格,则不只产品必须下架,还会抽回其有机标章以及参加验证的资格。如果违法使用化学肥料或农药,要罚款新台币30000-150000元,并且依据犯规情节严重程度,对外公布农场身分。若是擅自使用有机产品标章的累犯业者,最高可罚100万元新台币。


不过,说到台湾的有机农业,也不能不提绿色吉园圃。


大陆有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之别,前者是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和添加剂,后者是指有限度地使用化学合成物的可持续农业。


而在台湾,比较接近“绿色农产品”的,是1994年开始推动“CAS吉园圃安全蔬果”标章。“吉园圃”可说是将被动的“检查不出农药残留”,转变为正面标榜“我没有农药残留”,以鼓励遵守用药规定的农民,让贴有标章的产品,在市面上能卖到较佳的价格。


申请“吉园圃”认证的农民,必须严格依照政府规定使用农药,若是被抽检发现使用超量或规定种类之外的农药,就会被注销“球籍”三个月,然后才能重新申请。而且吉园圃通常由某地农民合组的“产销班”为单位,只要产销班中有任何一个农民违规用药被查获,整个产销班就一起连坐被注销—在同侪压力下,农民轻易不敢犯规。


由于“吉园圃”还是可以使用农药,门坎比“有机农业”低,因此规模远比有机要大。根据2009年的统计,申请到吉园圃认证的菜园与果园总面积达到50000公顷,包括3000多个产销班。目前,台湾官方也计划在吉园圃农场当中,挑选一些“升格”成为有机。“有机农业资本主义”?


由于成本偏高,因此有机农业的市场定位注定是高端需求。根据台湾农经学者的研究,目前台湾有机农产品的营销管道,与传统农产品差异甚大,主要包括:

  1. 农民自产自销,包括合作社、产销班办理集运等;

  2. 超级市场特设的有机专柜;

  3. 有机商品专卖店出售价;

  4. 共同购买,如主妇联盟之团购等;

  5. 宅配,包括网络宅配;

  6. 公、私、民营机构或医院之福利社特别供应;

  7. 宗教团体推广;

  8. 结合休闲农场或农场自然体验之相关活动;

  9. 有机农产品之展示(售)会;

  10. 有机餐饮店。


相较于绝大多数(超过95%以上)传统农产品经由传统的批发市场运销体系,有机蔬菜的直销率高达三成,其中瓜果类的直销率又高于不耐储放的叶菜类。由于直销较不易受到中间商的层层抽成,农民收入往往比经由间接销售渠道高三成以上。


另外,在消费者结构方面,有机消费者与网络使用者的特性高度相似,其所得较高、学历较高且偏好方便的生活,因此通过网络订货、付款以及宅配送货等,都获得网络使用者的青睐。


甚至连大财团也投入到有机农产的营销,例如台湾最大纸业之一的永丰余,就投入有机农产品的宅配市场。他们推出“有机百宝箱”,里面包括蔬菜、水果、水产、肉类,全部取自各地的有机农场,每周搭配好产品,送一次货给订户,等于包揽了客户本周所有的买菜需求。


当然这种服务的价格也不便宜,以该公司的“均衡A组合”为例,提供三至四人小家庭、一星期的供应量(五顿晚餐),要价就高达4000元新台币,是一般家庭菜钱的两三倍以上。


不仅有机农业消费者相对知识与收入较高,有机农业从事者的人力素质也较高,他们平均年龄低于一般“七老八十”的农民,更有超过七成是高中以上学历。


尽管这几年在台湾,有机农业的各项统计数字成长速度惊人,实际上仍有其隐忧。许多农民看到有机农业的高价格,又接到政府单位的政策鼓励,纷纷投入到这一行, 但是供给面快速增长,却不代表市场跟得上。尤其是前两年金融海啸带来不景气,许多原本钞票花不完的“新贵”阶级,纷纷撙节开支。


或多或少被视为奢侈品的有机农产,自然是首先削减开支的对象。对农民来说,因为有机农业成本高,如果找不到专门的销售渠道,收益反而不如从事一般农业。


有机农业的高成本,不仅表现在耕作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取得“有机”资格也是一大笔开销—每个产品检测需上万元新台币,且每年需要重新检测认证。对一些小型农户而言,虽然他们也努力在自家田间进行无化肥、无农药耕作,但申请有机验证同时每年复验维持资格的费用,却吃掉了他们极高比例的收益,因而始终无法成为合法的有机农产。


无法获得“有机”认证,就意味着他们付出的是有机农业的高成本,却无法获得高利润。因此在这一行业,资本家凭借规模“以大吃小”的问题,比传统农业更严重。


如永丰余这样的财团,可以挟规模优势,取得完整的有机认证,可以同时替消费者打点一切,不但购齐各类蔬果鱼肉,而且配送到家,如此当然也就能占领市场。


总之,有机农业可谓改变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的新玩意,因此也带入了都市工商经济的规律:缺乏资本、没有规模者,在竞争上会最终屈居劣势。漂鸟计划,号召都市人“归去来兮”


在台湾,从事有机农作的农户,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除了大规模财团外,相当比例的农民其实是厌倦工商社会节奏、决定回流到乡村的都市人。


2006年起,台湾农委会开始推动“农业漂鸟”计划,鼓励这些年轻人回到农村创业。漂鸟计划包括一系列课程,从最简单的3-5日农村体验营,到进一步的“农业入门”训练课程,以及针对已经从事农业农民的进阶经营课程等。


以2010年的情况为例,漂鸟营共举办了59批次、共1330人的体验。针对确定想从事农业的都市青年,又举办11个批次、330人参与的“农业短期职业训练”。在这个训练中,学员也比照一般工业职训,在30天学习中可领到生活津贴10368元新台币,这相当于法定基本工资的60%。


农业职训的目标,都选定较具有前景的有机农产业,如保健植物、有机农业、设施蔬菜、热带果树、种苗、酪农、养猪等,都与农委会推动“精致农业”方案的人力需求结合。如果确定投入经营,还可以申请创业低利贷款。


40岁的苏建信,原本是半导体工程师,在农业职训课程中结识了其他五位同样有“农夫梦”的伙伴,他们分别又是台商、房屋中介、塑料工厂老板、会计师和企划人员。六个人最终一起在苗栗承租了2.8公顷土地,耕作有机农业,并且自创品牌。这六个人的故事,成为农委会之后办农业职训时的“样板”故事。


苏建信表示,从事半导体工程师十多年来,他每天穿着无尘衣在厂房工作,24小时待命,虽然年薪高达200万元新台币,却觉得找不到人生目标。但现在,他顶着烈日翻土、浇水,看着种子发芽、结果,到收成的那一刻,发现原来这是“200万买不到的快乐”。他的伙伴张智杰,是一位先前在大陆打拼将近10年的台商,长期过着“每天泡在酒里、舞厅里”、看尽人生百态的生活,身体出现警讯后,才想回归单纯的生活、亲近土地。而团队成员林正荫,原先担任企划工作, 现在也顺理成章负责有机农场的营销。他们自创“有机先生”、“春之恋”两个品牌,主要作物是玉米、甜椒、有机蔬菜,抢攻宅配及团购市场。


但他们最终取得成功,并不代表所有“漂鸟”都有好下场。对于一部分人,当初投入农业,却是人生噩梦的开始。


国泰医院汐止分院心理谘商师陈映程就曾遇过一位病人,因为参加“漂鸟计划”,搅乱整个人生,生活和情绪陷入混乱,最后不得不求助专业心理治疗。


陈映程说,原本他经商还算成功,但“漂鸟计划”的诉求太吸引人,他投资了不少资金去“种田”。但政府配套不完善,产销失衡依旧,再加上顶级消费市场开拓不易,种植的东西卖不掉,结果背了将100多万元新台币的负债,不得已只好办理现金卡还债,最终债务随着利息愈滚愈大。悔恨交加中,心灵跟着经济一起崩溃。


因此,林正荫也对后期的学员坦言,“弃商(工)从农”乍听是美好梦想,但相对于坐办公桌领薪水,有机耕作辛苦而回收缓慢,若没有浓厚的兴趣,很多人都没办法坚持下来。正因如此他们当初决定六人结合,不只可以彼此扶持、各出各力,还可以共同分担风险。


今日台湾,明日大陆?


有机农业基本上是生活水平提升后的“返璞归真”,跟环保运动、生态旅游等有共生关系。因此在台湾,有机农业相对最兴盛的地区,是在人口较稀少、缺乏工业的东部。


从2004年,花莲县农业局就喊出“无毒农业”口号,并且颁行自己的“无毒认证”。2007年,位于花莲最南端、邻接台东县的富里乡罗山村,更成为全台第一个“有机村”,即所有农业活动都符合有机认证。


罗山村位于海岸山脉西麓的山坳里,是一个客家人为主的移民村,人口大约500人。全村三面环山,附近又没有工业污染,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1993年起,花莲农改场在当地推动有机稻米种植。2004年,经过全村居民同意,65公顷稻田全面放弃化肥与农药,成为有机农村的示范地。


推动罗山成为“有机村”的灵魂人物,是当时担任稻米产销班长的温秀春。除了替罗山有机米打响名号外,只有小学毕业的温秀春,更通过到图书馆和乡公所收集数据、访问村中耆老,以及到处向村民搜集老照片的方式,在电脑上撰写了一部“罗山村史”。外界学者专家和媒体来访问罗山时,都将他的这份文件当作重要的参考数据。


除了有机耕作,罗山还开始经营生态旅游,村民成功经营了民宿、农村体验、各项农产加工品试制等业务。随着“有机村”逐渐打响名号,周围的竹田、石牌、永丰、丰南等村,也都投入有机生产的行列。


罗山村的农民告诉外来访客,虽然有机米的价格比普通米高,但是产量较低、劳务成本更高,因此赚的钱其实未必比从前多。但是随着投入到有机农业,消失已久的鸟类再度在田间出现,离乡的年轻人回到罗山。结果,这里的有机稻被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回来米”。


1991年11月,农委会主委余玉贤,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以《农村伦理与农业发展》为题做了一个演讲。


这位美国普渡大学的农业博士,对台下观众强调:农业不仅生产人们所需粮食,也是一种生活及生态,但随着经济发展,农村伦理已被扭曲,如过去讲究“童叟无欺”,如今却发生农民用禁药催熟水果、经销商剥削产地农民与消费者,还有层出不穷的滥垦滥建、毒鱼、炸鱼事件?余玉贤强调,有机农业是台湾未来努力的方向,如不及时防杜,将会“祸延子孙”!


当时的余玉贤已罹患癌症,不到两年就去世。20年后的台湾农业,虽然仍然步履颠仆,爆出一些“黑心事件”,但这片土地终于开始向余玉贤的理想靠近。


而对岸的大陆,于1980年代初开始经济腾飞的同时,生态灾难的故事也步步追随当年的台湾。同样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升,以及富而好礼的必然规律,大陆的有机农业转型也应会出现。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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